早上我吃起司面包——不是起司蛋糕,是起司面包。西饼店的主打品,店员热情地推荐给我。“起司馅儿的。”我想象的起司是那样的,代表了世界上一切的梦幻美好和甜而不腻。而当我非常残忍地掰开这个价格不菲的面包,看到的或许是配方与定义上的起司,但我更愿意称之为人造奶油。
我一边啃面包,一边读丁丁张的《人生需要揭穿》。
昨天跟同样正在赶书稿的朋友聊天,关于爱情,或者说关于情感,我们真正能写出什么深度?我说,我们在网上贴的东西,喜欢不喜欢,支持不支持,都没有利害关系,每个人的读者都是自然聚拢。其实你写的东西,我写的东西,他和她写的东西,很难说谁比谁深刻,谁比谁高明,真正的区别,更多在于个人风格。就像我跟这个朋友共同的编辑跟我说,“找你们之前,我已经做足了功课,你只管按照你认为好的方向去写。”“你们俩写的内容其实挺像,但又分明是两个人。”
说回《人生需要揭穿》。写一件事或一种事,须深入其中,视野又在其上,这两样哪个不具备,都写不出好东西来。作为一本情感书,文笔、眼界、正确的三观,《人生需要揭穿》都具备了。意外收获是,我最欣赏的两个要素也有:幽默和悲悯。
有些人的幽默是苦吟派的,为抖一个包袱捻断数根须,一出手就像熬鹰的人明明输给了鹰,却非要做死磕到底状,令人顿生辛酸之感。他们的幽默也毫不幽默,既不惹人发笑也不值得咂摸——春晚上那些主流相声演员的段子可供借鉴。
另一面,才华足够的人容易流于尖刻。好像东东枪在微博上说过,段子不太可能不对某些人群带有歧视,既然胖子可以被打趣,为什么其他人群不行?大家都一样。黄西也说过类似的话,没有什么不能拿来开玩笑的。虽然作为一个胖子,我理应对这种话反复掂量,可我还是觉得他们说的有一定道理。然而,要注意的一点是,说出看起来冷冰冰的话的人,往往并不比满口仁义道德的人邪恶。东东枪和黄西的书我都读过,他们只是不愿意在脸上贴“大善人”标签的好人,因为在打趣他人之前,他们先妥当地完成了自处——郭德纲讲北京相声和天津相声的区别,大概说北京这派传统上就是自己站得很高,说的都是别人的事儿;而天津的是把自己的身段先降下来,直接拿自己开涮,不充大爷。
丁丁张是难得的已经碰到人和事的核,可马上就不忍心了的那种人。他往往是刚抖两句可爱的机灵说到别人的不是,就马上找补回来说说自己,又说别人也没有那么不好……他的聪明和善意,那种潇洒和顾念之间的张力,在字里行间。
写东西的人,像拿着一根可以无限延长的针,只要眼界和能力足够,大可以把针一直扎到地心或者宇宙的无穷处,或者扎透人心,拔出来的时候连肉带血的一大团——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种人才能成为大写的作家。但有些人没有这么做,也许是对自己的定位不同,也许是功力不够,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,是下不了狠心。我大学的时候写了个故事,本来想最终让男主人公跳楼,他妈妈也自杀,后来实在不忍心,就笔锋一转,变成了一个光明的尾巴。教授一眼看出来结尾的突兀,问我为什么。我真心惭愧,说不忍心。教授笑,说不要不忍心,要狠心。
写情感的人很多,简直如过江之鲤,大概是因为门槛比较低——谁还没谈过恋爱?即使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不是。这种盛况,就像大家一起做起司面包,面包的部分都差不多,不同的是画龙点睛的那个睛,是真起司和人造奶油的区别。当我看到丁丁张在分析了某些事件的来龙去脉,不得不带出褒贬,又忍不住在最后找补说“大家都不过是普通人,上了新闻的,也是”,我就有了一种找到组织的惺惺相惜之感。
写情感的人必须自知的一点:无论你写得多么用心,这都是速朽的东西。《人生需要揭穿》这个书名起得就很聪明,一下子迈出了情感的圈,完成自我提升。无论作为编辑还是写手,我都能感觉到,大家在策划上绞尽脑汁去找到新的切入点和噱头。我在落笔的时候,也尽量找最不囿于时效、地域和圈子的故事。不过我不得不承认,丁丁张的这本书,是可以反复读一读的——这种反复,不是说一礼拜连读三遍,而是20岁的时候读一遍,25岁的时候想起来,随手拿起来又读一遍。一开始把它当教材,后来当朋友,最后当成小盆友。像张学友的《她来听我的演唱会》,人生的不同阶段照应着不同的读后感。
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:有些恍然大悟直指人心,会藏得很深很远很不经意,但如果你真的很想得到,也许《人生需要揭穿》是一张不错的藏宝图。